宁波老城区改造大拆大建 19处历史建筑被拆除

一场雨刚刚浇过，浙江省宁波市月湖西区，稀稀疏疏几座顶构精美的老宅，在雾霭中兀然而立。

这里是已经被叫停的月湖西区一期改造工程，两米高的围墙将整片工地围得严严实实。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，35处历史建筑中有19处已经被拆除，一条名为拗花巷的巷子整体消失。与其相邻的二期改造工程，141处历史建筑中有30处已名存实亡。

这片经历了1300余年风雨的宁波历史文化名城核心部分，巷子中残存的老宅，老宅里块砖片瓦的每一个细节，都还透露着曾经的气派。而如今的日渐残败显而易见，断壁残垣上，只有成群的野猫还在延续着热闹。

宁波如今彻底地陷入了尴尬境地。在受到潮水般的质疑之后，月湖西区改造工程被叫停，但已经迁走居民的老街区，保护与修缮任务愈加紧迫。一份能够摆脱过去“大拆大建”模式、又不会给地方财政添上过大包袱的保护规划的出台成了当务之急。

然而，尽管国家相关领域专家已来调研多次，宁波市规划局还向市民发出了“献计献策”的邀请函，但这样一份规划仍迟迟难以出台。宁波市规划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：“政府现在束手束脚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”

宁波只是这种状态的一个缩影。同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困局，同样的争吵与无解，几乎困扰着所有119个历史文化名城。

“波士顿模式”

今年年初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尹稚以罕见的激烈措辞，在微博里动员全国建筑规划界把“波士顿国际设计集团”轰出中国。这让这家以改造中国历史街区著称的公司，受到前所未有的舆论关注。

从2005年开始，这家自称总部位于美国波士顿的“洋公司”不断介入北京、宁波、重庆等多个城市的历史街区改造，几乎成为国内历史街区改造最主要的一个流派。而他们的改造方案，无一例外地遭到文保界人士痛批。

在文保人士曾一智看来，“波士顿模式”，是将历史形成的原有居住形态，通过大拆大建，完全改为商业形态，并迁走原住民，隔断老街区的历史文脉。

而宁波，正是“波士顿模式”的起源之地。波士顿设计总裁朱儁夫曾表示，正是由于在宁波有了“郁家巷”项目的成功经验，才有机会将项目做到杭州、北京、上海。

在一个名为《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更新与发展》的讲座中，朱儁夫通过郁家巷改造的案例，详细阐述了波士顿设计的理念。其中最核心的观点是，要实现历史街区可达性的目标。

“就是让这个旧城实现便捷性、公共性的目标，把一个封闭式的街区变成一个开放性的街区，最后还有，使这个街区能够多方平衡，实现共赢。”朱儁夫说。

而这种观念的具体落实是，在郁家巷改造中，波士顿设计了一个“鱼骨状”结构：“两边有一个入口，中间是8米宽的步行主街，两边的巷子像鱼刺一样延伸到各街区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把一个两百米宽的街区在中间细致地列开了，很多人能够进到这个街区来，承担一个步行广场的作用，这样的话每一个房子都能对公众开放。”

而开放的目的，是经营。为了这一目标，朱儁夫甚至要求，连设计师都要“懂得商业，懂得以后的运营”。

而他对经营的提法也毫不避讳，称：“只有让大家来共同经营历史街区，才能更好的经营，更好地保护，让一些幕后的历史街区走向前台，使一些相对比较私密化的空间逐步打开，同时使原来以居住为主的私有化的空间逐步向公共化的空间转换。”

这样的改造思路，遭到了当地文保部门和规划部门的共同反对。朱儁夫回忆，他们要开发地下空间，这样地面上的房子基本要全拆，有文保官员对他说：“朱儁夫你这个地下要真做的话，我就把我自己埋在里头。”

而在实现“鱼骨状”设想过程中，针对要将原本窄小的巷子扩成8米宽的主街，波士顿设计也与当地文保、规划部门僵持了一年。

文保专家对“波士顿模式”同样嗤之以鼻。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、曾主持起草文物保护法的著名专家谢辰生告诉《法制日报》记者：“这种拆真古董、建假古董的模式完全就是胡闹，是完全错误的。”

“有些地方官员讲，我要改造什么什么。遗址能改造吗？文物能打造吗？这口号就是错的。”谢辰生说，保护就应该原址原样修复，根本就不应该改造、打造。

商业利益的冲动

从波士顿设计的官方网站上可以看到，其主导的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项目，已遍及全国多个地市。

“问题最严重的地方就是，这么荒唐的改造思路，在全国各地都很受欢迎。”谢辰生说。

是否采用波士顿设计，决定权自然在地方政府。而地方政府为何会喜欢“波士顿模式”？没有人比朱儁夫分析得更透彻。

“传统的思路是政府先立项，立项后政府一步补偿到位，政府再主导居民外迁，主导运营和建设成果，主导招商——这导致的结果是，在一个很紧凑的时间和大量的资金压力下，为了完成一项任务，政府承担了所有的责任，最后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包袱。”朱儁夫在演讲中说。

他接下来提出思考：“怎么能够保护我们的文化，同时让大家有积极性，也就是政府有冲动愿意去做它，开发商有冲动愿意去建设它，企业有冲动能够来运营它，老百姓也有冲动愿意来接受这种拆迁方案？”

答案毫无疑问是商业开发。在一个多小时的讲座里，朱儁夫用大量时间讲解了如何与商户沟通、如何设计出符合商业要求的建筑。

在传统保护模式与波士顿模式之间，地方政府很快做出了选择。以郁家巷项目为例，朱儁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：“这个项目在请我们来主持设计之前，他们已经请过东南大学、浙江园林设计院等很多设计单位做过很多轮设计，但是还停留在一个原址保护的阶段。规划部门和操作部门把我叫过来，希望能加入一些新的力量，争取换一个角度，不仅能够保护，还能够改造历史街区。”

地方政府的倾向还远不止于此。在郁家巷项目中，波士顿设计与当地文保、规划部门尽管频频产生冲突，但地方决策者最终均站在了波士顿一边，甚至更加激进。

朱儁夫举了一个例子：“街区里面当时有个很有价值的小洋楼，本来是堵在路中间，我们也不太建议把小洋楼搬迁掉，但是开发商和市领导坚决认为小洋楼应该搬掉，文保部门则坚决反对。”

“但从商业利益角度，市场是非常强大的力量。”朱儁夫接着说，“最后市领导决心搬了，但是没有通知文保部门。”

历史街区改造的困局

在郁家巷项目以后，波士顿相继又介入了宁波市南塘河、莲桥街、贝家巷、月湖西区等街区的改造、建设项目。而直到月湖西区的改造，双方合作才告终止。

“在媒体大规模报道以前，我们在去年11月份就已经终止了和波士顿的合作，规划在实施过程中已经走样了，现在整体的都已经停下来了。”宁波市规划局研究员叶建明告诉《法制日报》记者。

这种“走样”所指即是按照波士顿设计要求进行的大规模拆迁。到记者前去查看的今年8月，月湖西区一期大片建筑已遭拆除，整片工地中只剩零星的几座保留建筑。

然而随着工程的停下，新的问题开始出现。月湖西区内的原住民大部分已经被迁出街区，无人居住的情况下，街区内的古建筑保护、修缮任务变得更加迫切。

“我们规划部门正在做新一轮的规划，开展一轮月湖西区的保护与发展研究，但现在结果还没出来。”叶建明告诉记者，他们前不久刚刚要求了国家名城委的专家和同济大学前来调研，但结果并不那么容易得出，“这几乎是困扰所有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个难题”。

难题之难，主要在于资金与利益诉求的平衡。

叶建明介绍：“按照文物保护的要求，历史街区是不要动的，要原住民住在这边，按照原来的风貌进行保存。但是这面临两个问题，一个是政府的财政负担太重，如果这么大一笔资金要政府来投入的话，政府可能会选择那些受惠群体更广的基础设施建设先做，而把关乎一部分群体利益的古建筑修缮放在后面。”

“第二个问题是，历史街区住宅古老，原址修缮以后，居住条件仍然很差，比如电线老化等各种问题。这样就形成了利益诉求不统一，有的居民强烈要求政府把他们搬迁出去，另一部分人则喜欢住在老地方。”

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学者姚远认为，困境的确存在，但办法也并非没有。“比如北京鼓励居民按照保护规划实施自我更新，成为房屋养护修缮的主体，同时放开老宅的市场交易，一旦进入市场就可以让文物建筑真正的市场价值得到一个体现，你如果修不起，可以卖掉，会有人来修，这样使得文物的价值和他切身的利益比较和谐的统一”。

居民参与的意义

今年6月1日，宁波市规划局发布消息，宣布即日起启动公众参与和意见征集活动，邀请市民为月湖西区的保护和发展献计献策。

叶建明告诉记者，汇聚民智，这是面对困局的一种解决办法。而在相关文保专家看来，这却提供了一条颇有价值的路径。

“如果你只给居民两个选择，住在破房子里，或者拆迁，那么居民所能和你商量的只能是拆迁补偿的价格是否合理。但如果政府能够提供更多的选项，结果就不一样了。”姚远认为，目前种种困境的一个根源在于，没有弄清楚“到底谁是甲方”。

姚远提出，城市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公共产物公共财产，同时涉及到很多居民自己的财产。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，选择设计单位“甲方”是当地居民，而不是政府。“没有居民参与的设计方案，从程序上就不成立”。

姚远告诉记者，设计、建设领域存在着很多复杂的利益关系，比如某些地方建设部门的行政长官和某些设计单位，或者某些大学建筑系的人有亲属关系；有的设计者和论证者其实是一种左手到右手的暗箱游戏……

“公众的监督特别是当地居民是身处其外的，设计单位给行政长官看的方案再漂亮，也可能会涉嫌到侵害公众权益。”姚远说。（编辑 杨云寒）